中国证券市场重启的最重要标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浦东开发开放中的一个大动作。它的萌芽、初创和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也是浦东开发开放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统战工作和统战人物，功不可没。此间一些人物事件、史实细节中的统战元素，颇值得回顾和梳理。
老工商业者启蒙支持股市破冰者
年11月，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推出新中国第一股“小飞乐”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秦其斌曾回忆，当年正是受到“爱建”老工商业者的启发，才想到了搞股份制。当时，长宁区工商联曾组织过一次会议，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老工商业者介绍集资筹建公司的事情。参会的秦其斌获得启发，并在会上结识了这些“老法师”。他当时已有一定的股份制知识储备，便提出效仿“爱建”实行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举两得。
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以每股50元的价格发行了1万股股票，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一天售罄。此前，秦其斌等人怕股票这一“新生事物”发行遭到冷遇，同时也出于“找个把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来购股”的目的，曾登门拜访荣漱仁。没想到，荣漱仁一开口就要1万股，即5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后来，厂方特地上门，把股票送到高安路荣家。
年11月14日，邓小平赠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一张“小飞乐”股票，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事件。
当朱镕基宣布将于年12月成立上证所时，仅剩下半年多时间，可证交所还没有影子。为此，交易所筹备人员通过各种手段在全上海寻找到了林乐耕、吴仕森、施之敏、魏少庭、龚懋德、王渭熊、穆壮武7位在旧社会干过证券行当的老先生，年龄最大的90岁高龄，最小的也已65岁。银行将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聚拢在一起，请他们讲述旧上海的证券故事。
此后，这种聚会延伸成了民间沙龙。每逢周六上午8：00，南京东路号的七重天宾馆，面对南京路的窗口边，都有一个固定的15人大桌子。老先生们一边喝早茶，一边用话筒为各方来的证券人士解疑、讲课。听众无须缴纳听课费，只需支付自己的50元茶资，即可与老先生们面对面切磋交流股票知识，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气氛活跃而随意。老人们也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家庭地址、电话和“七重天”的沙龙信息。
尽管在旧上海即已见识、践行过股份制的这批老工商业者，并没有站在改革开放后股份制改革的最前端，但他们对证券市场的支持和助推，贯穿始终，并给其他大胆试水股份制的企业和股民提供了参考和激励。
香港实业家助沪首个合资企业改制
年10月，香港工商总会主席、纺织业大亨唐翔千，受父亲唐君远的嘱托和影响，主动提出希望与上海合资办厂，帮助上海毛纺业升级换代、走向国际市场。于是，年5月，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诞生。唐翔千也被誉为“沪港合资第一人”。
年2月2日，上海联合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销股票协议签约
年后，随着公司业务与规模的扩展，唐翔千多次在董事会上提出，要将联合毛纺正式发展成为控股集团公司。经与国家相关部委协商争取，公司于年成功改制为控股集团。年，正逢浦东发展之机，董事会听取唐翔千意见，欲将公司改组成股份制企业，公开发行股票。
然而，毛纺控股的率先上市之路却一波三折。上海外资委要求公司按原中外双方投资比例同比发行A、B股，年12月“联合实业”与“电真空”申请发行B股的报告上报北京，年7月，中央有关部门最终只同意了“电真空”一家B股试点。为庆祝联合实业成立10周年来沪的唐翔千，得知此事后非常吃惊，8月底直接上书中央与市府。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毛经权主持召开会议，与有关单位协调，提出先发A股，有关B股的发行可再去北京争取的建议。最终，联合实业获准成为第二家B股试点企业。年2月，公司股票在A股上市，上证所出现上海第一家合资企业。
3个多月后的6月11日晚，联合实业二纺车间设备起火，媒体误报为毛纺厂大火，上证所警告要停牌。缺乏经验的中方人员致电请示在香港的唐翔千。唐要求通知交易所千万不能停牌，并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实情，保留火灾现场，通知太平洋保险公司调查核实理赔。经唐翔千及时化解，起火事件不仅未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且维持了股价稳定。
年3月，第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社会股东强烈要求10股送4股，并建议发起人股东可以按照公司现有分配预案执行。但董事会外方股东则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公平公正、全体股东同股同利的分配预案，即以10:3比例向全体股东送红股，其中资本公积金转增2股，以利润送1股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股东大会被迫休会后，经多次社会股东座谈会，终于取得社会股东的理解，同年4月，股东大会复会，顺利通过原分配方案。此后，公司决定定期召开与社会股东对话的例会，从管理机制上完成了国企向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模式转换。
自“联合毛纺”诞生于上海、跨入股市后，中外合资企业在内地遍地开花。至年年底，家上市公司中，中外合资已超过家，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注入资金、技术和活力，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一股重要力量。
党派人士和海归学者智力支持资本市场
民盟盟员厉以宁，因在年的一次全国性公开会议上提出要在中国推行股份制，而获得了“厉股份”的称号。董辅礽、萧灼基等其他经济学家、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呼应了厉以宁的这一倡议。
年12月5日，由时任民革市委副主委厉无畏担任会长的上海股份制企业（公司）协会成立，并于年登记注册更名为“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该协会自成立起，研究探讨国内外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践，参与、组织多次全国性和全市研讨会，协助政府宣传贯彻有关政策法规，以科研、培训、讲座、咨询、出版书刊等形式交流经验、培养人才、服务企业。
同为民盟盟员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彪如，被厉以宁誉为“国内系统提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基本框架的第一人”。他作为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创始人，也曾被邀请参加年12月2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该会被称为“金融改革会议”，开了一整天，有引进外资银行、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个议题，虽然对后一个议题颇有争议，但众人原则上都没有反对。正是在这个会上，确定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而海外，年年中，一群在美国金融领域进修、实践的青年学者，也已在小范围讨论、提议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张晓彬，当时正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访问；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王波明，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的高西庆，正在华尔街从事律师工作；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担任数年传译员，并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进修后的李青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此后，经过多方协调，这群青年学者先后回国，协力撰写、提交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于年9月8日(一说为7月9日)参加了由国家体改委和人总行体改办主办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该会决定由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具体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白皮书”。小组8位成员多为“海归”或有欧美访学经历。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支持建议下，由“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康华、中信、光大、中经开、中农信等9家“中字头”官办信托投资公司，于年3月出资成立了以原小组为基础的“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年年底，上证所筹备组成立前后，龚浩成曾向“联办”传达了希望他们帮助上海筹建交易所的意愿。但他最初接触下来的感觉，“联办”还是倾向于北京，对帮助上海建立交易所兴趣不大。他回沪后，担任“联办”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上海老工商、民建代表人士经叔平，又来了上海三四次，和相关领导谈论证券交易所建在上海还是北京。交流时，龚浩成反复坚持应建在上海。经叔平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后明确表态证券交易所就由上海筹建。
在上证所的筹建设计中，也借鉴了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并到香港联交所等地考察，得到港交所及其资深证券从业者的帮助、启示和培训。证券交易所大厅的设计正是参考了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敲锣开市，则是参考了纽交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调研员、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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