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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黄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年2月18日8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宋科曾对黄达教授进行了访谈，形成《黄达教授学术思想访谈录》一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经济学动态》年第11期。我们再次分享这份访谈实录，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
中国的金融学人，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并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那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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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宋科：您从事金融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近70年了，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了终身从事的金融学教育？最初的情形是什么？
黄达：我是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走上金融教学工作岗位的。如果说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是一个自然的起点。不过，这纯属偶然，是组织安排的结果。教书，我从小就没有这个志愿；学经济，在我开始懂得选择人生道路时更是全然不感兴趣。至于终身徜徉于学术领域，应该说从来没有想过。但从那时以来，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领域。
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设有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等八个系。初期，我被分配到财政信用借贷系，职务是教务秘书。系里的人员，除少数确定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外，大多明确将来都要讲课。而后，随着财政教研室、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和会计教研室等三个教研室的设立，我被分配到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也明确了授课方向。
根据现实情况，学校确定的教学模式是，苏联专家给挑选出来的中国教师讲，中国教师再给学生转述。当时，学校设有一年制专修科，其中有财政银行班，学生近百人。这个班需要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而且是两个学期的课，学生在校一年，自始至终要学这门课程。于是，教研室立即组建了包括系主任崔希默、肖清、郭丁、林与权和我，还有从同学里选拔出来的车孤萍、栾重威等在内的教师小组。
对我来说，要立即走上大学经济学科的讲堂，实在有点“挟泰山以超北海”的狂想味道。苏联专家给我们讲，我们再给同学转述，说着容易，但实际上困难重重。第一，苏联专家匆匆赶到中国，对于中国的教师和学生都不了解。第二，中国教师极少有学过经济学的，我们这个小组全都没有学过经济学。学生是战争环境下滚打出来的青年干部，就文化素养看，部分相当高中以上，部分仅仅够初中水平。照苏联大专学校的提纲传授，差距太大。第三，刚开始的大半个学期，没有课程提纲，也没有教材。有些零星俄文资料，笔译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教师备课的需要。苏联专家一周给我们讲一次，讲下周课程的内容。每次只一个半天，通过翻译，根本不可能传授全部应该讲授的内容。也就是说，一堂课的内容，中国教师要根据苏联专家讲的大框框，自己准备。第四，语言不通，口译水平太低，学术内容常常传达不过来。中国教师都没有听懂，又如何能向中国学生“转述”。其实，就算我们能原封原样的转述，学生也很难听懂。然而，学校的规矩，铃声一响，不论什么困难，教师也必须按课表准时上课。
无论如何，最终还是熬过了最为困难的第一学年，自己也摆脱了教学行政职务，成为全职教师。而且，经过这一学年，自己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感到学货币银行学、教货币银行学，原来也有无尽的享受。在缺乏专业基础的条件下，硬要走上经济学的讲坛，真像俗语所说的，是“赶鸭子上架”。然而终于“上了架”并在这一领域铺下了一些便于后学的石子。对此，旁人誉之为“自学成才”，以示鼓励。我自己则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以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更能形象地说明自己成长的时代特点。
没有丝毫基础，却要当经济学教师，那就必须老老实实补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从知道真的要上讲堂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了自我补课的过程。一方面从苏联专家以及他们带来的苏联教材那里学习金融学，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另一方面拼力从《资本论》等经典中补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最初几年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虽然不时受到挑战，但也越发证明其真理性。时至今日，一些糊涂观念也往往涉及这些基本论断。
经过了三五年，我们觉得，在所学的所有课程内容中，核心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门课程包含着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讲述了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等等的发展演变和现状，讲述了国际金融关系，可以概略了解世界金融全局。非常幸运的是，这门课在苏联有一本很好的教材，由老一辈经济学者布列格里教授编写。其一，它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几十年后，当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发展历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本教材实际是延续了西方货币银行学在20世纪初的体系框架。当然，增加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货币、信用、银行与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的论述。其二，它对马克思的货币银行理论做了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现在回过头来看，较之同时代西方的货币银行学具有更为深邃的理论内涵。
这本教材是年出版的。我们教研室可能是从年开始全力组织翻译。译出一章，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铅印一章，供本校和兄弟院校使用。全书译完约在年，年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不过，对于翻译过来的教材，当时中国的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吃力，而西方世界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需要补充。因而教研室决定以这本教材为蓝本，编写一本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我作为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年，这本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封面以蓝色调为主，国内同行习称为“蓝皮书”，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初期。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并公开发行的教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教材。那时没有复印技术，初稿必须抄录后才能统编；统编稿改动多了，还需重抄、再重抄。当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教材时，不禁在扉页上写下：“……两年半的经营近日方始出版，方知编书之不易也！”
从全然外行，硬要拼成内行，这最初几年，如用爬坡形容，是爬一个极陡极陡又毫无喘息机会的坡。这本教材的出版，可以说是这第一阶段的总结。感觉上，好像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后面，其实依然像爬山那样，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坡，却立即发现前面依然是要继续攀爬的陡坡。
张杰、宋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前后，是新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初创期。在这个时期，人民币是不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非现金转账结算是不是货币流通？存款、贷款，到底哪个在先？什么是“信贷差额”？诸如此类货币金融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以及您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黄达：第一，关于人民币与黄金。
对于人民币，最初的理论认识是来源于年12月7日的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提出了这样的论断：“解放区的货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即与金银完全脱离联系。”最初读到这段文字时，只是觉得写得畅快淋漓，没有任何疑问。
开始讲授货币银行课程，特别是钻进《资本论》之后，问题来了：马克思论证，任何货币符号，都是货币商品——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比如黄金）——的代表。
当时，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的流通里倒是早已不存在金银等货币商品实体了，但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代表1盎司黄金，或1美元含0.克黄金），其他货币，如英镑、法郎等等与美元挂钩，明确自己的货币是黄金代表。苏联宣称，自己的卢布是黄金的代表……
只有人民币，特立独行，说与金银绝了缘，那代表什么呢？说它是小米，是布匹，是商品，世界所有品种的综合代表，在马克思理论那里通不过：一般等价物是排他的，是以一把尺子度量并表现千万种商品的价值。要是人民币代表千万种商品，那就是用千万把尺子度量并表现千万种商品的价值，讲不通。
在当时，倒是有“百物本位”说，有“管理本位”说，等等。但这些说法的论述大多非常浅薄，无法解释这样的直接冲突。年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根据人民币发行的历史，可以说明人民币是一定量贵金属的代表。
那时，主张人民币是金符号的，都是说到“论断”为止。至于人民币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成为金符号的，以及在当前经济生活里黄金怎样发挥作用等等，则不见论述。
我在《经济研究》年第4期上发表了《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如果真正尊重马克思价值论的原意，只能论证出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调节货币流通时可以完全不考虑贵金属而只需考虑市场供求平衡的要求。
文章发表后，由于前一重意思，人们给我戴上了“黄金派”的帽子。对于后一重意思，好像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然而，坚持说人民币代表黄金，却没有能够同时揭示人民币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成为金符号的，这一时成了我的心病。记不起是怎样的机遇找到苏联一位辈分很高的学者弗·伊·米哈列夫斯基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由于期望从中解决人民币与黄金关系的理论困惑，于是决定翻译全书。留苏归来的刘鸿儒夫妇积极推动我组织翻译这本书并译出数章；另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同志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年，由我统校和定稿的译本，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翻译到中间，就发现它对于解决我们在人民币与黄金问题上的困惑并没有什么帮助。可是，这本书以黄金为主题所展现的西方金融世界的丰富内容以及作者睿智、深刻的见解，强有力地吸引我们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我自己更是从中学到了许多有关黄金实务和理论的知识。
第二，非现金转账结算是不是货币流通？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金属铸币还在流通，以银行存款为依据的非现金转账结算都视为对流通中货币的节约，而不认为是货币流通。到了一战后，金属铸币退出流通。费雪交易方程式里的货币已经是现钞加上“存款货币”，即已经明确非现金转账同样属于货币流通的组成部分。苏联延续的是一战前的货币理论，其主流观点认为，服务于大额交易的非现金转账不是货币流通。当我们刚刚接触苏联的货币理论时，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论断。主要论据是：国有经济内部的产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而非现金转账主要服务于国有经济内部的转账，因而不是货币流通。对待“外壳”论，我的认识是：外壳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具有商品货币关系真实内容的壳。
相应的，这里的货币也应该是真货币；进一步，非现金结算也应视为货币流通。当时，在论证非现金转账过程中的货币并非真实货币时，还有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企业不论有多少存款，没有计划，也不能随便花用”。其实，这是就大的原则来说的。实际上，企业花钱的地方许许多多，大多是计划外的，也有计划内的，都要用存款支付。我们曾了解企业人员的看法，他们的存款是不是“真的”钱。企业管钱的人员反映，企业存款就是他们的钱、他们的现款，没有钱、没有现款寸步难行，怎么不是真的！
年第9期《经济研究》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银行信贷原则和货币流通》。这篇文章的主题本来是讨论“要控制货币流通，关键在于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但人们更注意的是我把非现金流转也看作是货币流通的观点：“现金形态的货币流通和银行转账形态的货币流通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紧紧联结在一起并共同构成统一的货币流通。现金量和银行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
不久，引出了好些篇文章，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年，中国金融学会在广州召开了首次全国货币理论讨论会，会议对这一问题基本取得了共识：银行转账应视为货币的流通。
第三，存款、贷款，哪个在先？
学习商业银行，懂得了存款是银行的负债业务，贷款是银行的资产业务，负债业务是资产业务的基础。同时，也学到了“派生存款”的概念，懂得资产业务的扩大也可反转过来引起负债业务扩大的道理。这是从微观分析角度讲解有关金融业运作的知识，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教材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
那时，常常听到银行同志的反映：财政的报告，有收入，有支出，有差额，一听就懂，银行的报告，收支永远平衡，听不懂。
信贷计划，资产方是信贷资金运用，在计划经济中主要是放款一种形式，而且基本是短期放款；负债方是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项，一是存款，二是现金发行。我第一次讲信贷计划讲砸了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懂得为什么“放款”必然等于“存款与发行的和”。
静下心来，凭着对银行的任何一项业务活动必然表现为“资产”与“负债”一一对应的道理，理清楚“放款”与“存款与发行的和”必然恒等的规律，也不是怎么困难的事。难的是对没有领悟“资产”与“负债”这对观念的人们，往往讲许久，他们仍觉得难以理解这个论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总是强调，讲金融学科的教师，必须扎实打好会计的底子。
随之而来的问题，存款与贷款，负债业务与资产业务，哪个方面是主导的。由于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样的微观论断在思想里扎根极深，总觉得基础是负债业务。而且，在《资本论》的第三卷第五篇还找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论断“存款是基础”。但是，经济要发展，发展经济要求信贷规模相应地扩大。如果单纯强调负债业务，那就是说，现有的负债业务规模就是信贷规模的上限。假如是这样，经济的发展如何能够得到相应扩大的信贷支持呢？看来要换一个角度思考，即把资产业务视为主导方面。从资产业务开始，就可以扩大信贷规模，支持经济发展。而扩大的资产业务同时会有相应的资金来源——派生存款和现金的发行。
问题是，这样的推论能不能成立？走进实际，发现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的操作，实际早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那时我们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分行行长会议，与分行行长一起听大报告，一起参加分行行长的小组会。但有一个会是不被邀请参加的，那就是总行把全年计划增长的信贷总额向各个分行分配的小会。开头的一两次我们没有关心这个不邀请我们参加的会。后来，与分行行长们渐渐熟了，才了解到分配给对各个分行的是一个贷款总额度，分行行长如果能够争取到较为宽松的额度，放款工作就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问，对于各分行有没有分配存款的任务，放款如何与存款挂钩。回答十分明确，存款不定任务；对分行来说，贷款规模与存款规模从不挂钩。熟悉业务的分行行长给我们解释，存不存款，银行是被动的；本地发放贷款所形成的存款，可能由于支付货款等等原因很快转到外地，银行无权干涉。而分行行长只要拿到额度分配的一纸文件，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发放贷款：资产业务的主导性明确无疑。这套管理制度好像是从来如此，只是当我们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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